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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第一次“行走黄河”报道活动中的李泓冰（右一）。 姜峰 资料图做记者，仿佛能比别人多活几回——特别是当你有幸记录那些智者的人生。有同事曾和我开玩笑：有两件事能让你“跳”起来：一是哪里有事故了；二是有采访“老人”的机会。
对，从年轻时，就喜欢和长者聊天，把他们的思想，变成新闻——这几位年逾九旬的长者所谈，仍历历在目。
(相关资料图)
对谈吴敬琏：一山放过一山拦，家国的背影无时或忘
写这篇约稿的几天前，在睽违三年的京城，和复旦老学长、宗师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促膝相谈两个多小时。
那是个春日的下午，次日来袭的沙尘暴，彼时正在酝酿。空气隐隐有点呛鼻。
轻轻叩门，应门的就是93岁的吴老。吴夫人周南阿姨，行走蹒跚，却一定要亲自泡茶……两位老人的生活，简简单单，清清爽爽。瘦削、恬淡，话音不疾不徐，曾经世事洞明，而今云淡风清，吴老仍然保有好奇，对往事的细节、家国的背影。聊起妈妈邓季惺——一位杰出的报人——当年和常来常往的朋友对谈内容，他的记忆仍清晰如昨。
想想，他的家族，他的生命，充盈着中国现代史的多少细节！
吴老思绪飘飞，把我带进斑斑点点的史影。比如，他提及上世纪四十年代，几位进步青年一起讨论苏联小说《巧克力》的情形，以及几位后来的际遇。让我很想一读，应该是罗蒂洛夫的作品，林淡秋译。虽未找到原著，但回来查阅吴老提及的若干史事，他第一手的记述，和他人的转述，一对比，甚有意味。
临别，他拿出备好的新书赠我，《中国改革历史进程（第二版）》。扉页赫然写着：“李泓冰先生惠正 吴敬琏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日”——这称呼，令我汗下。
这部书，是对40年改革开放进程细致且深入的梳理。历史的进步，从来就没有什么“顺理成章”，一山放过一山拦，我们今天享受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丰厚成果，就是先贤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甚至是舍生忘死“拼”出来的。
这几天，有这本书陪伴，岁月都恍惚了。读过第一版，再读，仍是惊心动魄，仍是心有余悸：万一错过了那一刻，万一错失了那个人，中国改革史或会改写。
至今，他仍然牵记曾为之呕心沥血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
市场化，他提醒地方执行层面，防止只有口号，没有落实。二十大再次强调，“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么落实“决定性作用”？就要真正让市场通过竞争，用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
法治化，他强调，要区分法制(rule by law）和法治(rule of law）。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吴老忍不住“敲黑板”，“你看，是‘法治’，不是法制。普及法治观念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思想建设工作。法治化，一定是‘水’治，不是‘刀’制。”
“我们需要普及更多这样的基本概念，更有利于推进落实。”
上一次与吴老对谈，是两年多前（《对话吴敬琏：历史拼图中的浦东》，2020年12月13日新民晚报“夜光杯”）。
当时，这位年逾九旬的长者，答问依然犀利——您认为，浦东开发开放找对了你一直关切的“中国改革突破口”吗？
他沉思片刻，回答：这个突破口，涉及到建立市场体系的方方面面，很难靠一个措施就能带动。比如关于“四个中心”建设，有的走得快些，有的慢些。说到底是两件事，一是改革，一是开放。我们和国际体制怎么对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完全做到了吗？对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精神，中央正确决策能否完全落到实处？世界范围逆全球化浪潮还很猖獗，怎么对待？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高举一个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秉承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再问：小平同志当时认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您以为，浦东这条“捷径”，对中国改革全局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吴敬琏毫不犹豫：是激活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浦东开发开放之前，他听一位曾在上海工作的中央领导说：很对不起上海人啊，这么多年了，拍部三十年代的电影，都不用搭布景……
据吴老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复他们在上海的调研提纲时提及，不要再去考核上海的工农业总产值，而要讲国民生产总值，区别何在？“工农业生产总值是按照苏联经济学，不把第三产业算作财富。而上海要成为中心城市，就要靠你的金融、商贸，靠服务业来辐射全国——你看，这样的细节很有意思！”
那份提纲，吴老还背得出一些句子：
“不改革旧的经济体制的模式，上海就没有‘长袖善舞’的活动舞台”；
“对外开放、对内联合，犹如两个扇形的辐射，一个扇形向内地辐射，一个扇形向国外辐射，上海就是这两个扇面的结合部和枢纽”；
上海的发展空间要向东、东南……
这份“提纲”，出现在80年代中期，彼时，黄浦江硬生生隔开现代工业和原始农业、上海还是一位举步维艰的“泥足巨人”——不能不佩服其远见卓识。
过了5年，1990年，邓小平从浦西看向浦东，说：“抓紧浦东开放，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浦东从此灿烂，盘活一条“巨龙”。
吴老说，小平当年关于浦东、关于上海的论述，“就几句话，可每一句都石破天惊！”
参与撬动浦东开放的决策咨询，这只是吴敬琏的改革人生片断而已。
有一位同行说：如果有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那就是吴敬琏。
冒访王世襄：以玩成家，大圣遗音
上世纪90年代初，初出校门，在相对陌生的京城工作，每逢周末，复旦老同学就相约小聚。一日，在新影厂工作的好友，神秘兮兮问，前清最后一位秀才，想不想见见？我自然好奇。
那天的阳光过于灿烂，街景在视线中飘忽不定。我极冒失地闯入东城芳嘉园王世襄老先生家中，屋内拥塞着家具以及堆叠的家具“局部”——后来，“它们”变成了上海博物馆明清家具馆的一部分。
遮住阳光的明式大橱里，矗立着一排排这位长者的厚重专著：《中国美术大辞典·工艺美术卷》《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穿着洗薄了的汗衫，王世襄听我小心翼翼提及“最后一位秀才”，他还没吱声，夫人袁荃猷便“哈”地一声喷笑。知道必是错认了，我大窘，仿佛是被校长捉到的逃学小学生。
王老抽出一部线装书，“这样吧，你读读这段”，这简直就是教授在考较小学生，我仍如蒙大赦，局促但还算流畅地读完。他眼光略柔和，“你想聊什么呢？”
“就聊您究竟是什么人吧！”
他一笑，不以为忤，从他小时候喜欢玩蛐蛐，聊到他的新著《说葫芦》……哇，他“玩”了一辈子啊，且是闻所未闻的玩法，一时目瞪口呆，惊为天人。
这是段丢人的际遇，也就搁下了。
某天要拼版，临时因故撤了个稿。同事、复旦师兄祝华新听我讲过王世襄，说你赶写一篇补白呗！于是便有了这篇《“玩”中痴情》（人民日报1993年6月23日第五版），引题是：京城有这样一位老人，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文物专家，嗜与小虫为友，自谓“不冤不乐”。我实诚地自况：不知深浅地探进了一眼古井，我很惶恐……
报道写道：
……正如启功老人所言，王世襄堪称是“京城第一玩物大家”。明清家具之类，那是他“玩”的专业，养鸽子、种葫芦、放鹰、驱狗、美食烹调……种种种种，算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是一玩便痴，一痴就非穷根究底，追踪溯源，弄出一门学问来。
在结尾，我发了几句感慨：碰上爱玩、且能玩物成痴、玩物成癖的人，总能令人愉快地会心一笑。因为深信明人张岱的话：“人无痴，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说王世襄老先生醉心于玩，不如说他醉心的是“玩”中的文化，这样的境界就不是一般玩物者所能领略的了。
王老读了报道，有点讶异，笑问：这也能上人民日报？后来熟了，借书还书，总聊上几句。彼时我跑文物条线，他常和我讨论文物保护话题，一次他叹气说，早上听新闻，听到某地要把重要文物“开发”为旅游景点，“得，又一处宝贝岌岌乎可危了！”对当时不少地方政府热衷“文物搭台，经济唱戏”，老先生甚不以为然。珍宝冒了头，往往就是焚琴煮鹤的开始。
再写王世襄，已是2009年。《大圣遗音 飘然远引》（见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1日）：王世襄仙逝——这消息让不少对中华古物情有独钟的人心中一凛。
这个冬天似乎过于寒冷，终结了多位文化老人及科学巨匠的生命，让行进在现代化途中的国人，时时生出寂寞悲凉之感。而95岁的王世襄，料理身后亦如生前般通达：依本人生前愿望，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
王世襄夫妇曾经收藏过不少唐、宋、元、明古琴，其中一架最心爱的，是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妻子袁荃猷善抚古琴，造诣极高。王世襄听琴、爱琴成痴，自称“琴奴”……
如今，“琴奴”王世襄追随先走一步的老妻，同登仙界，当有大快慰，相信他是带着顽皮的笑容远行的。
现在思及王老，最鲜明的，还是他那顽皮的笑容……
迟暮之美：从冰心、巴金、苏雪林到金庸、王映霞
很多老人的远行，都让人有“大圣遗音”之痛楚。中国文化相继颓其一角，一众洞悉先人秘密、沟通古今绝学的文化达人消失，最终带走的，是一个飘逸典雅、充满文化趣味的时代。
并没有人布置指令稿，“抢救般”访问一众文化老人，是一度的执念。
1996年，跟随海外华人作家韩素音夫妇访问96岁的冰心，当提及1939年她们在重庆便认识，冰心说，对对，这太好了！暖阳下，冰心的女儿吴青把妈妈的脚捧在怀里，轻轻揉着，“做脚操”，“娘，舒服吗？”温暖而有情，恍如冰心作品的氛围。（《鲜花映冰心》人民日报1996年10月7日第五版）
跟随老领导吴芝琳去探望巴金。他们在聊天，我独坐病榻旁，握住老人温凉且微颤的手。这只手，写出了震撼我少年时代的浩荡文字啊！他费力地喃喃，“我还能写！”写作的渴望，仍在他极为衰弱的生命里，他的《随想录》还在号召写真话。“是的，巴金使我们痛楚，有痛楚才会有希望！我们仍然需要巴金的激励，需要从巴金身上汲取讲真话的勇力和力量”（《巴金何以使我们痛楚》人民日报2005年11月31日第五版）
苏雪林，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老友张昌华偶然问我，要不要去访问这位台湾百岁老作家。当然要！一个103岁的小脚女人从海峡对岸归来，一个沉埋半个世纪的女作家，张爱玲被充分地发掘了，我们是不是遗忘了苏雪林？于是，有了这样的报道：
侄孙们七手八脚地把她的轮椅绑成一个滑竿，抬着她顶着骄阳“回家”，先走进了苏家祠堂。祠堂外油饰一新，里面仍显得凋零荒凉、阴气很重，蛛网儿密结在昔日的雕梁之上。墙壁上残存着“忠孝节义”四个旧字，老太太不言不语地四望着，坐在幽暗而空旷的祠堂中央，坐在这四个字当中。一闭眼，一滴浊泪滑下她多皱的面庞。
用白袜裹住的小脚，伶仃地悬在轮椅的踏板上，被小窗漏进的一缕阳光照得雪亮，就这么凸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年被威严的奶奶勒令缠足后，她一生视这对小脚为奇耻大辱，从不轻示人前。为着“藏拙”（亦有藏足之意），当年她放弃繁华的台北，选择了宁静的台南。然而，今天的她已经连“藏拙”的力气都没有了。（《苏雪林：老去还乡宁断肠》人民日报1998年6月2日第15版）
经由张昌华的引荐，还去西湖畔往访过郁达夫曾深爱的那个女子：王映霞。爱过、醉过、痛过、恨过，92岁的她，已是西湖边沉静的轮椅老人，她喜欢鲜艳的服色，那很配她的一头银发和象牙般的肤色，时时让行人惊艳，频频回顾：“这么漂亮的老太太！”精神好的时候，她便追忆文坛往事，匡正一些他人的误记，郁达夫、鲁迅、郭沫若，还有陆小曼、白薇……都在她的记忆深处。（《王映霞：迟暮之美》，199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第15版)
还有不能不提的金庸。上个世纪，在复旦的宿舍，初识金庸文字，如饮狂泉，击鼓传花般传阅，通宵达旦，血脉贲张。上世纪90年代初，遂和一群同好，殚精竭虑，继晷焚膏，撰写了一部《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漓江出版社），不知天高地厚写信请求金庸担纲顾问，他回信了，还在来上海的时候赐见。老爷子儒雅谦和，一派宗师气概，不似令狐冲，而像极了一灯大师。他回应他所理解的“侠”，一字一顿：“在思想家中，我最推崇孟子，推崇他的至大至刚的大丈夫气概。所谓浩然之气，就是侠气，就是性情中人嘛。”（《聆听金庸——智者的叮咛》人民日报1999年4月7日）
20多年过去了。一个秋夜，正在复旦和学生交流，忽接当时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做编辑的小友何鼎鼎来电：金庸去了，可否今夜写些文字，发在我们评论公号呢？您写了，我赠您我刚画的一幅画……于是有了这篇《作别金庸，他的侠气不曾飘然远引》（200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
大师的凋零，让我们重温那些凝固在上个世纪的背影，在感动中，更有孤独。感谢金庸的长寿，让他的生命韧成了一根飘忽的丝线，串起两个世纪的侠胆义胆，让我们踏实到了现在。
“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这是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热情赞美过的知识分子，也是金庸留给我们人生中的一抹亮色。
至今，鼎鼎所赠的画，海滨，白帆，劳作的人们，仍端放在我的办公室。
能够结识这些通透的世纪老人，是职业带给我的幸运，同时也带来焦虑：这样的长者，日渐凋零，藏在他们脑海的历史，也会随风而逝啊！希望同行们用虔敬且抢救的心态，追访他们，尽可能多地打捞历史的细节，尽可能久地留住“这一抹亮色”……（本文作者李泓冰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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