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后工业化时代“未来已来”
产业结构转变的背后，蕴含消费结构的变化。随着服务业和服务消费占比的提升，产业政策逻辑将发生改变，政府直接干预式的产业政策将面临挑战
(相关资料图)
文 | 陆铭编
辑 | 王延春
中国今天人均GDP正在接近13000美元，而这是国际上把一个国家划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虽然我们城乡间、地区间收入差距还是很大，但是从人均意义上我们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水平的变化。在最发达的地区，像上海这样的地方，人均GDP已经接近3万美元，已经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发展阶段的长期视角来看，现代化一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从产业结构上，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仅仅从中国统计数据上来讲，笔者给大家看一下2021年的数据（2022年经受了严重的冲击，疫情使得服务业占比略有下降），2021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比是39%对54%，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已经超过一半。在就业的结构对比里面，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29%和48%，服务业也接近一半。所以当前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
如何看待制造业比重 当前关于产业结构，我们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有必要澄清。
1.制造强国不等于制造业比重，不仅不会带来制造业比重的上升，反而会带来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二十大提出了制造强国的目标，一段时间里，制造强国被社会各界，包括专家、地方政府，理解为要提高制造业比重。但实际上制造强国不仅不会带来制造业比重的上升，反而会带来制造业比重的下降。
原因有两点：第一，越强大的制造业，它的附加值来源越是来自于生产性服务业，其中尤其是研发、设计、咨询、金融、贸易这样一些行业，因为服务业是为制造业赋能的。第二，制造强国的结果一定是国强民富，而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随着消费的升级，一定会消费越来越多的服务。
2.中国并不存在过早的去工业化，中国服务业占比是偏低的。从国际比较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服务业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是逐渐提高的。如果看中国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占比也是在提高，但是，如果与其他国家走过的路径相比，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历史同期中国的服务业占比一直是偏低的。
服务业占比偏低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比如：地方政府偏爱规模较大、容易收税且看上去先进的制造业，而服务业则被认为会带来大量外来人口，加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负担；人口流动不畅，使大量人口仍然被阻滞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小城镇和农村；大量外来人口在人口流入地未能市民化，在消费方面宁愿向老家寄钱，也不在当前居住的城市消费，尤其是不愿意增加服务消费。
中国的金融体制长期存在实际利率偏低、且间接金融为主的体系需要通过抵押的方式来贷款，相对更有利于资本密集度高且有更多抵押物的制造业的发展，而相对不利于服务业发展；中国还在服务业里存在大量管制，包括对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管制。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上升转下降的拐点，被认为是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对此，要注意到，曾经有段时间，中国的制造业是存在产能过剩的，并且曾经依赖出口来消化中国制造业产能，因此，制造业产比表面上的“过早”下降，其实只是因为中国在制造业做了去产能的调整，在向正常的经济结构逐步调整而已。
服务业部门GDP占比和就业占比
注：根据ISIC划分三大产业，同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其中，第一产业是指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本文用第三产业GDP占总GDP比重计算服务业GDP占比。拟合线是指除中国外的其他10个国家的Lowess拟合线。此图转引自：钟粤俊、陆铭、奚锡灿，2020,《集聚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管理世界》，第11期，第35-47页。
数据来源：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database-2010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0版，其中，人均GDP是按购买力平价的GDP比上总人口，统一换算成1990年的国际美元价格。由于该数据库仅给出2008年及以前的中国的人均GDP，2009年及以后的中国人均GDP数据则基于世界银行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推算，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2&series=NY.GDP.PCAP.KD# ，以保持数据的可比性。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等于2008年人均GDP乘以2009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依此类推。中国的三大产业GDP和就业数据来源于1992-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3.在经济结构的意义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德国模式”。最近德国模式也很受大家关注，人们似乎把制造强国跟德国模式做一个挂钩，但我认为不存在明显的德国模式。
首先，从国际规律来看，OECD发达国家所走的发展路径，都是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而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各个发达国家在历史同期的产业结构非常接近。在人均GDP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性曲线上，各个国家（包括德国和日本）围绕这条线上下波动的幅度非常小，这个波动幅度远远不如随着经济发展提高而出现的服务业占比趋势性力量来得更大。
其次，从制造业占比来看，欧美各国（包括德国和日本）的占比都不高，不足以支撑对国家模式的判断。像德国这样被大家认为制造业非常强的国家，它的制造业占GDP比重只有20%，而英国和美国虽然常被认为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它的制造业也有10%，10%和20%的对比根本不足以支撑对德国模式的强调。
最后，德国的制造业强以及出口强大，是建立在欧元区的统一货币基础之上的。欧元的统一既有利于欧元区内部的国际贸易，更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德国的出口。但要看到，德国对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出口，放到中国来相当于省间贸易。实际上，德国是临海的，其面积（35.8万平方公里）略低于广东+江苏+浙江（39.25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就算德国模式存在的，放到中国就是长三角、珠三角模式。
如何看待消费结构
产业结构转变的背后，也蕴含消费结构的变化。如果以美国为例，消费结构中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耐用品，最典型的是家用电器和汽车，第二部分是非耐用品，如吃穿用，第三部分则是服务消费。在美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前，服务消费占比是下降的，因为当时汽车进家庭、家用电器进家庭，把服务消费的份额挤出了。进入到1万美元以后，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升，提升到美国在人均GDP6万美元的时候，服务消费在消费中占的比重大约70%。
由此，笔者想引申两点看法：
第一，当前大家所观察到的中国消费不振，我也认同其中存在短期经济冲击影响，收入增长偏弱和对未来信心不足，但是也要看到这里面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说，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现在面临着供给侧的不足，在供给侧服务业很多还存在管制，而且服务业数量、品质、多样性是不够。这也可以解释当前的一些现象：为什么整体的消费不足，但是好像长沙蛮火的，淄博也火了。如果消费不足是一个普遍性问题的话，为什么在那些好玩好吃的地方大家还是愿意去消费。所以，消费这个问题不只是总量那么简单，笔建议大家更多关注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
第二，未来15年，我们将经历服务业比例显著上升的变化趋势，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经济结构变化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是中国消费升级的巨大潜力。你可能会说，用美国的历史数据来看中国是不是太远了？实际上，如果今天中国GDP能实现的增长率在5%左右，意味着15年GDP就要翻一番。翻一番是什么概念？
今天全国人均GDP1.3万美元，15年以后就大约是2.5万美元，美元历史同期的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比重超过50%。而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像上海，如果也以15年翻一番的速度的话就会超过人均GDP5万美元，服务消费占比将达到60-70%。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未来已来”，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要么不增长，要么你假设中国消费者跟美国消费者不一样，否则服务消费在数量和占比上的持续上升就是确定性的，也是巨大的潜力。
从这个角度，供给侧的企业投资，还有政府的一些政策，完全可能释放消费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结构红利，就看我们是不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迎接后工业化时代
随着服务业和服务消费占比的不断提升，在后工业化的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势。
第一，就业结构和职业技能的变化。在制造业阶段，人是跟机器打交道的，所以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能让一个初中教育阶段的劳动力，可以到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但是在后工业化阶段，大量工作在服务业里，人要跟人打交道。
同时，机器、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术进步发生了，制造业里那些流水线化的工作大量被人工智能和机器取代。而在服务业里，有些工作因为是个性化的，反而很难人工智能和机器取代，相反，很难被人工智能和机器还创造了大量服务业的新工作，比如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等。到了工作被服务化的时候，它需要的技能更多是人和人之间打交道的能力，包括表达能力、待人接物的能力，而恰恰这种能力是不能被人工智能和机器所取代的。
我们的学校教育要摆脱对于知识记忆的灌输，而更加要重视社会技能的训练。而职业教育在专业技能教训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技能（比如表达），同时，还要更重视一般技能（比如数据分析），以应对加速变化的时代。
第二，社会治理需要越来越个性化的需求。因为到了服务需求大量增加的阶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已经很难了解人们的需求了，来自需求方的信息极其个性化，且因时因地而变化，极其复杂。这里，社区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强，因为社区在社区这样的地理空间里，居民的收入、教育、文化等背景相对同质化，也更有共同利益，这时，社区的基层组织更能够及时响应居民的个性化需求。
第三， 整个产业政策逻辑将发生改变，政府直接干预式的产业政策将面临挑战。在工业化时代，政府对于产业政策最熟悉的就是制定标准，企业按照标准来做，做成功了政府给补贴。但这种逻辑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制造业阶段的产品是讲究标准化和规模化的，而且可以事前知道什么样的制造业产品是好的。
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这个逻辑变了，一方面，服务业是小众化、个性化的、非标准化的。另一方面，事前你不知道什么叫好的服务，就算你知道什么叫好，你认为的好跟我认为的好也不一定是一样的。比如什么叫好的电影、好的设计，你觉得好，我不一定喜欢。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政府职能和产业政策逻辑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举个例子。最近笔者在平台经济的调研中发现，地方政府希望他们一起研究什么叫“数字人才”，逻辑是只要把数字人才界定出来了，就能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吸引相关人才，比如给予户籍、公租房之类的激励。
问题是什么叫“数字人才”？人们比较认同的是程序员肯定是数字人才，但直播带货主播是不是数字人才，恐怕就会有分歧了。电商平台告诉我，他们最缺的是在南京西路向投资人和客户展示PPT的人，而这恐怕通常都不会被认为是“数字人才”。
但有一点可以很确定告诉大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ChatGPT的产生，容易被取代的就是初级的程序员，而不易被取代的就是直播带货主播。这就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已经越来越难了解什么是未来的趋势，什么是所需要的人才和产业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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